秋季传染病预防是关键

片面追求感官刺激，忽视精神内容。

这其实就是哲学的超验，即其对经验的超越不是凭借信仰，而是凭借理性。而这个凡俗世界毕竟总是一个权力秩序的世界，而人，包括圣人，都处于这个权力体系的最高权力之下，于是最终的后果就是导致权力神圣，例如皇上就是圣上天子[22]。

这本来是儒家建构道统的初衷（道统意识始于孔孟），即试图通过圣人与王者的分离，站在权力之外来制约君权。这就是说，圣人是指达到了圣境界的人。从主词来看，宗教的超越主体是上帝或天。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：所谓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争论，其实是两种超越概念的混淆所造成的混乱，即两者所说的超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，它们所蕴涵的主词（主体）和宾词（对象或其界限）是不同的。按儒家的功夫论，从小人（常人）到君子再到圣人的境界，这当然是一个超越的过程，然而其结果仅仅是超验的，而绝不是超凡的。

[13]《尚书正义·洪范》。而上帝或天所超越的这个界限（limit）之所以是一个限度（limitation），乃是对人而言的，即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凡俗世界。因此，儒家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教义，而只有儒家思想意义的经典著述。

但自理方面看，它有高度的宗教性，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，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。牟宗三认为，儒学虽因肯认作为神性之实和价值之源的天道而为宗教，但儒教之天道与普通宗教有很大不同。它不仅具神性之实之理，尽了价值之源之责任。如果把天道加以位格化，不就是上帝，不就是人格神吗？［3］90进而，牟宗三认为，作为神性之实和价值之源的天道与性是相通的。

即，它一方面可以指导人生，成就道德。什么是修道之谓教？在儒家，志于道、志于学、自觉去修习等这些为人处事的原理与原则就是教。

［1］62牟宗三这里指出了两层含义：一是凡可以成为宗教者，在于它是一定然之事实，即超越人之理性而存在者。可见，在理方面看，儒家肯认一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。如果这两个方面得以建立，儒教就会变成与基督教、佛教等一样的普通宗教了。其三，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，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，亦是一种人文教。

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，儒教虽为宗教，但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宗教。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，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，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（Immanent）。［3］13牟宗三认为，儒家之天道、天命、良知虽似西方的上帝，为宇宙的最高主宰，但它们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。然而要说圆满，则当体即圆满，圣亦随时可至。

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人们担负创造历史文化的责任。很明显，在这一点上，儒教与以上帝（神）为中心，教义已经规定好，问题只在人能否虔诚祈祷［3］40的普通宗教不相同。

以此标准来判断，牟宗三认为，儒学就是宗教。此与基督教及佛教另开日常生活之轨道者不同。

这一转变使得儒家因此重功夫，在功夫中一步步克服罪恶，一步步消除罪恶［3］93。牟宗三认为，儒家从人伦日用的礼乐出发，以内在的德性修养为基础，通过逆觉体证的修养功夫，使人之德性与天地之性上下贯彻，内外贯通，最终达到即人即天、即道德即宗教的境界。具体来讲，在基督教文化中，人在与上帝的沟通中，只能通过否定自己才能够得到救赎。他从此指点精神生活之途径，从此开辟精神生活之领域。表面说来，是通过敬的作用肯定自己。至于纯从中国人之人生道德伦理之实践方面说，则此中亦明含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［2］565，对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信奉正是一种宗教性之超越信仰［2］566。

然而，天道高高在上，它如何能够与性相通呢？这是牟宗三不得不回答的问题。［1］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。

他认为，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可依着理、事二分说来考虑。［3］91-92依儒家的观点看，虽然天道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，且还形成了人的本体，但单有本体并不具足，仍须依赖后天的修养功夫，否则天道就不能定住，就会溜走。

佛教也是如此，有其特定的日常生活的轨道，如戒律、修行、课诵等等。他认为，宗教问题与科学问题是不同的：科学问题没有国界，也不是民族问题，因为它是对于经验性事实的阐述和证明。

三 由上可见，儒教作为一种宗教在事的方面的确与普通宗教有诸多不同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，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（Transcendent），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（Immanent与Transcendent是相反字）。但是基督教与佛教却不就这日常生活轨道开其精神生活的途径。中国人重伦常，重礼乐教化，故吉、凶、嘉、军、宾都包括在日常生活轨道之内，并没有在这些轨道之外，另开一个宗教式的日常生活轨道，故无特殊的宗教仪式。

之所以称之为道德的宗教，在于儒教之重点落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。牟宗三将这种特殊宗教称为道德的宗教，又称之为成德之教或人文教。

在宗三看来，普通宗教都有其有别于世俗生活的宗教形式，有其特定的宗教仪式。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天人合一、天人合德正是由古人对天的宗教信仰贯注于思想之后才形成的，其中蕴含有一人格之上帝。

从主观的方面来看，儒家在主观方面呼求之情亦并非没有［3］91，比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。然而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。

相反，儒家重视修养功夫，主张在成德过程中一步步克服罪恶从而趋向天道。故程伊川作《明道先生行状》云：尽性至命，必本乎孝弟。然而，宗教问题是否就仅仅是一个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问题呢？牟宗三进而进行了深入研究。就宗教的责任而言，儒学的确也有着宗教的责任担负，但是，儒教确也与其他宗教不同，它并不是普通所谓宗教［3］107，这一点也不可视而不见。

在他看来，宗教不仅是文化的核心，而且亦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。然而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。

他说：宗教的责任有二：第一，它须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。与此不同的是，儒教之崇拜对象天道一方面高高在上，有超越的意义。

［1］84普通宗教之崇拜对象的人格神是外在超越的，故为依他之信。他说：在儒教，亦道德亦宗教，即道德即宗教，道德宗教通而一之者也［6］3。